本著讓全村人不僅有飯吃、有活干，還要有一定財富的初衷，張天任帶領新川村民們甩開膀子合伙干起了電池廠。

這一干就是32年。

讓張天任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近13年間長興鉛蓄電池產業所經歷的兩次變革。后來，一直被長興人驕傲地稱之為兩輪“轉型升級之路”。一次發生在2005年，另一次是在2011年。

這兩次轉型升級徹底改變了長興原有的電池產業格局。

從最初的175家到61家，再到最后的16家，長興鉛蓄電池企業在一輪輪“洗牌”中大幅減少，整個產業卻并未因此一蹶不振，反而實現了產值增長超13倍，天能、超威兩大集團成為千億級龍頭企業，引領整個行業發展。

彼時，張天任不僅是執掌天能集團的董事長，亦是浙江省蓄電池行業協會會長。在他看來，關?！暗?、小、散”污染企業，同時進行收購、兼并和整合，最終讓長興電池產業重獲了新生，并促使環保和經濟獲得雙贏，“這條路子是走對了”。

從創業伊始的簡單初衷，到產業“洗牌”后“既要有錢花，更要有好的環境”，這其中的轉變，張天任深知意味著什么。

當記者在人群面前問他，天能當年面臨怎樣的“轉型之痛”、考慮最多的是什么時，他的回答有一種算長遠賬、算大賬的智慧：“做企業有長遠眼光，就不會計較眼前得失，而會考慮的更全面、更長遠。盡管我們在轉型升級過程中遇到了很多難題，很痛苦，面臨各種阻力，但我們相信這條路是對的，并堅定地走下去，動力就源于此。”

“如果當時不下決心淘汰落后裝備和工藝，不創新技術，我們不可能走到今天?！睆執烊握f。

浙江湖州市長興縣現在被譽為“中國電池產業之都”，但誰能想象就在幾年前，電池產業曾給其環境造成的傷痛，長興也因此爆發了轟動全國的“血鉛事件”，離此不遠的德清縣，亦是如此。一時間，整個行業被推至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。

而此后掀起的環保整治風暴，又使長興在痛定思痛之后面臨著另一場“陣痛”和博弈。

兩輪“洗牌”

從企業總數175家減至16家，從總產值17.31億元升至246.32億元，從“全國重金屬污染防控區”到“重金屬污染防治示范區”，這是兩輪“洗牌”給長興電池產業帶來的變化。

而此前很長一段時期，長興產業結構先天不足，偏高能耗、高污染，“低、小、散”產業布局嚴重阻礙了長興經濟健康發展。除了小蓄電池廠外，長興縣還有小石粉廠、小化工廠、小皮革廠等，雜亂分布于各個角落。

可以想象，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近200家鉛蓄電池廠分散生產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。張天任說，當時很多企業是手工作坊式的，既無營業執照，也無環保設施，可以說是“村村點火、戶戶冒煙”。

這里電池產業最早興起于改革開放初期。張天任告訴記者，當時農村有大量富余勞動力，他和村民集資創辦了天能，那時每人投資500元到800元，這在80年代的農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

那時，當地電池生產幾乎無任何環保措施。張天任坦言，剛進這個行業第一天就目睹了電池生產對環境的污染?！八崴?、廢水排放就是挖兩個坑，一個坑里放上石灰，把酸性中和一下，再淌到另一個坑自然滲透掉，鉛污泥在坑里沉淀，就是這么簡單的環保?！?/p>

此后的十多年間，全國多地相繼爆發“血鉛事件”，長興也深陷其中，當地居民鉛中毒、莊稼鉛超標，地下水也被污染，整個村子被迫買水喝。

這種困局在兩次轉型升級后才得以扭轉。2005年首輪整治，175家鉛蓄電池廠銳減至61家，企業技術裝備由手工轉向半自動化；2011年第二輪整治，企業再次兼并重組減至30家?，F在實際在產16家，全集聚在工業園區。長興鉛蓄電池產業的瘋長格局就此終結。

轉型陣痛：一場“利益博弈”

張天任深感轉型升級帶來的陣痛和紅利。

在天能集團辦公樓一間會議室里，他告訴記者，這是一場“利益博弈”，必須有壯士斷腕的決心。

當長興全縣正大刀闊斧進行首輪電池行業整治時，天能迎來了轉型的關鍵時期，這次轉型讓張天任記憶猶新。他沒有率領公司完成類似“蛇吞象”式的驚人收購，他所引領的是一場電池行業的自救。

在“洗牌”中，天能、超威兩家企業兼并了當地大大小小數十家傳統電池廠，這讓此后的天能、超威獲益匪淺。2007年，天能集團旗下天能動力（00819.HK）以“中國動力電池第一股”在香港主板上市。

不過，張天任告訴記者，在行業整治大背景下，當時關停一家企業至少損失在1000萬元以上，這是令他頭痛的事情。天能關停了早前收購的一家無任何環保設施的合資企業，損失近3000萬元（政府補貼1000多萬元）。

長興當地一位參與過此前行業整治的企業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說，“當時在環保整治中，確實有很多污染問題很嚴重的電池廠要被關停，也有不少企業被兼并重組，但由此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矛盾，比如工人如何安置、債務如何處置、諸多利益糾紛如何解決等等。因為當時有的工人也投了資，企業關停了，必然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影響?！?/p>

而對于天能這樣的大企業，第二輪轉型升級雖使其實現全自動以及智能化改造，但它也面臨著諸多難題，比如剛更新環保設備不久，新標準又出來了，而且地方標準比國家的要更高，這迫使其不得不再次改造升級。

“這確實讓我們很痛苦?！睆執烊握f，當時股東爭議很大，甚至有人指責他經營嚴重失誤。因為4億多元裝備剛上不久就換掉，是全部要步入壞賬處理的。但天能最終頂住了各種阻力和壓力?！皩幙砂l展慢一點，也必須改造升級?！彼f。

而就在兩年后，天能遇到了難關，企業出現有史以來的首次虧損。據張天任講，當時面對著股東的質疑、銀行的懷疑和社會的關注，壓力很大。2015年以后內部爭議越來越小，因為新裝備投入使用后，企業很快實現了盈利。

而對于地方監管部門而言，在行業整治過程中，他們則又面臨著另一種“痛”。

徐兆輝是湖州市環保局副局長，他曾經歷了這一過程。他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，當時我們面臨的問題確實很復雜，特別是對“低、小、散”電池廠的整治和關停，引發了一些矛盾和糾紛，當時甚至有業主威脅執法人員：“你們要再來關廠，我就從樓上跳下去?！?/p>

長興縣環保局黨組成員俞文杰說，當時一個蓄電池能賺十多塊錢，各個小電池廠效益都很好?！坝械脑谕砩厦?、偷偷生產，有的干脆全天生產?！?/p>

俞文杰在第二輪電池產業轉型升級時，還是和平鎮環保所所長，當時轄區內9家鉛蓄電池企業須進行原地整治提升，其中首要任務是讓這些企業先停產。

但是，在行業利益誘惑和驅使下，要責令企業停產整治，其實并非一件易事。俞文杰深感壓力之大，據他講，當時采取了一些非常舉措，比如聯合供電所對其斷電停電等，此外也要一戶戶上門走訪做工作。

王楚斌直言：“這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問題，是利益之爭當然會引發各種矛盾，關停整治工作確實不好干，但不到位也不行，必須要有鐵的手腕和鐵的決心，綜合運用法律、經濟、技術及必要的行政手段，建立淘汰落后產能長效機制等。”

當記者問到環保整治中面臨的最大擔憂是什么時，王楚斌說，“就是如何確保不把行業整垮、整掉，而是要通過整治，改善環境，把產業做大做強。”